欺负中国运动员？不答应！孙杨本次撤销指控对中国体育的巨大意义

滨海观察

一场本该被判为死局的轮盘赌，却在300天之后起死回生，这是孙杨为这个魔幻2020年份提供的注脚——12月24日凌晨，孙杨的瑞士律师团队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已邮件通知孙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已撤销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对其此前的8年禁赛处罚。随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发声，称不会放过孙杨，或重回CAS审判，WADA其中的一句话很有深意：“在此事返回另一位领导的CAS小组时，WADA将采取措施再次强有力地陈述其案件。目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尚未收到法庭的充分裁决，因此无法进一步发表评论”。

人们在为孙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从这份措辞严厉的讲话中捕捉到一份担忧，更多的人，试图用概率论来佐证此案翻案的艰巨性：上诉至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一年大约有400起，发回重审的平均只有一个；而在上诉翻案过程中，胜诉率的历史数据是1：12。他们还好心地暗示孙杨团队见好就收，已经自证清白了，不要在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那种能力通天的律师，承受旷日持久的重审（不仅要更换“主裁”，举证、质证、辩论各个环节都要推倒重来。）调查取证过程，以及所带来的舆论攻势，不是普通运动员所能承受的。

我们警惕这种见好就收的老好人心理，其将着眼点放在了事情的难度，却忽略了孙杨本次撤销指控背后的巨大意义。它证明目前在杭州独自训练学习的孙杨，在重审结果出来之前都是清白之身，有参加比赛的权利，证明了中国游泳队长久以来反兴奋剂的卓有成效，也证明了孙杨团队在失败之后利用国际规则寻找对手漏洞的进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体育外交的胜利。孙杨的一小步，中国体育的一大步。

启示一：这是中国了解并熟练运用国际规则的开端

梳理孙杨事件的脉络，发现相关方面的违规操作其实不少：

程序正义原则——在资质上，检查官和助理缺少相关的资质证明和授权。而且，主检查官2017年因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被孙杨投诉过，与孙杨有矛盾。这是WADA自己制定的规则，但根据仲裁记录，WADA方拒不承认药检程序有漏洞：随意对运动员进行检查，在看似合理的规则程序下，实际上是滥用权力，是对运动员个人合法权利的漠视。

选择性证据原则——孙杨一方最重要的证人之一是当天对孙杨进行检查的一名检查人员，其愿意出庭说明事实经过，但仲裁庭没有予以重视，也没有允许证人出庭，就连其作出的证人证言也没有在CAS听证会上得以举证和质证，但CAS却允许WADA证人（主检查官）选择在第三国出庭作证，选择视频方式作证。

不平等原则——听证会上，仲裁庭为每个证人分配了相同的作证时间。这一表面上公平的分配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待遇，因为仲裁庭没有考虑到依靠翻译的跨语种沟通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很多人认为翻译问题是运动员咎由自取，毕竟翻译是运动员团队找来的。但听证会上仲裁庭中途更换了翻译，指定了WADA的一名雇员为孙杨的其他证人提供翻译。事实上，该指定翻译错误达40%还多。

有意偏袒原则——而在仲裁庭组成成员方面，有人一直对运动员持有偏见，孙杨方曾就此提出过异议，其中之一后来主动辞职。但WADA选定的仍是一名长期对运动员持有偏见的仲裁员，其参与的多起案件均裁决运动员败诉，在本案中不能排除该名仲裁员基于个人偏见裁决案件的可能。

类似的BUG不少，但东西方对此有不同的界定。按照中西双方的法律逻辑，中国是成文法，西方是判例法。和中国人信奉规则等最高标准，信奉规则的流程化，标准化不同，包括WADA在内的国际组织认为，规则实践虽然不全但不违法。这一点体现在听证会上，对方轻轻绕过程序问题，法理问题，而将炮火集中在人品道德方面的质疑。所以，当中方听证会上说对方资质不全，并没有将落脚点放在里面的朋友关系，拍照，从而通过不专业的行为导致其专业程度的质疑的时候，对方律师巧妙的以保护隐私等的基础上，将落脚点放在队伍管理的瑕疵，孙杨抗法，以往兴奋剂历史，甚至面对全球新兴奋剂攻击时的缄默等上面，从而得出让他们有利的结论。

幸运的是，孙杨团队在适应国际规则之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孙杨的代理律师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供了最新证据，在孙杨案中担任仲裁小组的意大利前外交大臣弗兰科·弗拉蒂尼在2019年4月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一条消息，指责中国有虐待动物的行为，用“yellow face（黄脸）”来形容中国人，并加以怪物等词，言辞十分激烈。孙杨的代理律师以此质疑其涉嫌种族歧视，因此反对其对孙杨案做出的裁决。终于一击成功。

启示二：这是中国体育话语权的开始

那么问题来了，WADA此举为何？

公众已经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随着孙杨事件的推进，无论是之前的程序规则漏洞，还是其后在法理上的原则践踏，西方体育圈，从媒体，运动员到国际组织，都达成了一种罕见的默契。而从孙杨案中这位意大利主审法官的使用、言论和最后案件被撤销上，也让一些人的猜测逐步趋近现实。在对待中国这位最伟大的游泳运动员——孙杨的案件中，西方控制的体育组织中，夹杂了一些西方人惯有的思维，即对崛起中的中国体育的不屑、嫉妒与不满。

在各方构建的如此密不透风的反孙联盟下，孙杨能挺身而出，显然对他们巨大的回击。也让国际体育组织，这看似强大而不可侵犯的严密堡垒，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裂缝。

而从法律和历史意义来看，孙杨的举动，恰恰充当了体育领域规则优化、制度建设的加速器。熟悉欧美仲裁历史的人都知晓，在过往的历史判例中，因为程序瑕疵被抓住，因为寻找过往判例，打成世纪官司的历史事件，尽管寥寥，却足以改变历史：正是运动员们对自身权利的不懈争取（比如摔跤运动员Matt Lindland 与 Keith Sieracki提起的仲裁/诉讼马拉松），才促使美国奥委会反思自身规则的漏洞并予以补正；正是欧洲马术运动员Elmar Gundel在大约二十年前坚持挑战自己不甚满意的CAS裁决，促使了CAS对自身机制的反思并进行了根本上的改革，从而进化为如今被广泛认可的“世界体育最高裁判者”；也正是速度滑冰运动员Claudia Pechstein在国际国内层面不厌其烦地发动法律程序，为运动员们争取了公开听证的权利。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博斯曼，这位比利时人以一己之力，让欧洲足球联赛推出了球员转会的博斯曼法案。

孙杨此举，对中国重塑话语权同样意义重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国体育界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沉默是金的应对策略，是维护运动员合法权益的良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给组织添乱的准则，是相信实力决定话语权的水到渠成，或者某些通过运作就可以完成的事件。一个简单的例子，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田径队女队接力被美国挤掉，也是美国直接举例有先例。而我们的申诉是应该判掉巴西。

但2020年孙杨这次案件的翻盘，却足以在世界上重新赢得话语权。他让我们明白，无论多么强大的组织，都需要勇敢的运动员对抗，都需要背后强大的系统提供支持。既然孙杨在没有任何专业支持，没有背景的情况下，都能与这些看似神圣的国际组织对抗，以证清白，并遵循国际惯例要求国际组织公开听证，在程序上厘清规则，或是在判决之后公布视频录像，那我们还有什么所担心的？

思考三：呼吁建立自己的体育仲裁系统

孙杨的案件上升为国际法律程序后，也同时折射了他作为我国顶尖运动员（及其保障团队）对所有运动员应知晓的反兴奋剂基本规则不熟悉；对待仲裁程序的态度（如在听证时未经允许随意唤人入场翻译）予人印象该运动员缺乏对规则和程序的敬畏。可能就是因为国际程序中的诸多“业余”举动，才最终付出昂贵的代价。

事实上，中国对兴奋剂问题实行“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三严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等法律法规都规定禁止使用兴奋剂。早在2006年，中国政府就签署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中国一贯坚持对使用兴奋剂“零容忍”，一贯重视加强运动员反兴奋剂教育。三年多来，孙杨接受了180多次兴奋剂检查，仅IDTM的药检就接受了60次。孙杨在近年来一系列比赛赛前赛后的药检都是阴性，成绩光明正大，是靠刻苦训练、顽强拼搏取得的。他付出的努力，以及需要克服的各种阻力、各种不公平待遇，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体育治理，到了需要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在我国体育治理中，当运动员与管理机构发生争议，或者运动员与其他市场主体发生争议，“争议解决”程序的缺位，或许是导致孙杨没能专业应对国际法律程序并为自己作有力辩护的原因之一。

借孙杨案件之机，呼吁建立自己的体育仲裁法庭。事实上，我们涉及到的体育纠纷很多，大到兴奋剂事件，国际纠纷，小到运动伤害，商业利益纠纷等。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体校体罚孩子，俱乐部女队员被性侵等事件的发生。但由于中国体育相关法规的滞后，导致相关体育案例发生之后，大多只是个案处理，并没有引起系统性的反思。

我们应该从开始起，就建立一个和国际接轨的系统，一个国际化的体育仲裁法庭。从运动员到教练，从律师，到系统管理着，都需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熟悉国际惯例，包括法律，版权，制度甚至历史等。一方面，我们可以促进中国体育法规，体育管理系统的完善，让从顶级运动员到基层运动员都能履行赋予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一旦国际纠纷发生，都可以轻松应对。而不是隔山打牛，找不到准星儿，永远是受委屈的媳妇模样。

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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